黄冈中学这所名校你了解吗

媒体报道，黄冈中学想在北京朝阳区办一所分校，朝阳区也有意请他们来北京办学。之所以黄冈中学来，是因为它是一所名校，而且是全国闻名的一所名校，黄冈中学之所以闻名全国有它的原因。下面请大家看一篇黄冈中学的同学和校长谈黄冈中学的文章，《南方周末》在头版头条，用斗大的粗体黑字，以通栏标题刊登了这篇文章《是天堂还是地狱？黄冈中学高考“神话”背后》现在把它全文登在后面。供读者阅读，使大家了解黄冈中学是怎么样的一所名校。

是天堂还是地狱？黄冈中学高考“神话”背后

原来是“应试教育搞得好”？

９月的黄冈小城有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一年一度的高考发榜之后，餐饮业的生意变得格外红火，多少上点档次的酒家热闹地置办着一桌又一桌的“庆功宴”和“谢师宴”，随处可以见到贴着“热烈祝贺”某某某“金榜题名”的红纸金字大牌子。

    此地的名校湖北省黄冈中学，当地人称作“黄高”的，无疑是拉动了“高考经济”的主力军。黄冈中学今年高考再创辉煌，一共５６０人参加高考，６００分以上的有１９３人，过５００分重点线的就占７０％。而且，在今年全国保送生总人数大幅压缩到５０００人的情况下，黄冈中学的保送生反而增加到３７人，占了全湖北２０９人的近１／５。

    但在人们觥筹交错、笑逐颜开之际，该校校长汪立丰却需要面对一点不大不小的烦恼：本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竟然给母校送来了一个“地狱”的恶评！

    “我肯定你爱你的孩子，你于是把他送进黄冈中学，但那里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黄冈中学的教学方法，堪称应试教育的一绝！总结一句话，一切以考试为中心……黄冈中学的高中生活，实在是一个集中营……”

    这段话出自一个推算起来应当是１９８８年高中毕业的黄冈校友、网名叫“西门吹雪”的在网上发布的帖子，题为《黄冈中学：我的地狱生活》。

    实际上，引出这次争论的是８月份中央某大报发表的一篇名为《破解“黄高神话”》的文章。这篇本意称赞黄冈中学的文章披露的一些材料，在教育界人士看来却是“应试教育的典型做法”。文章出来之后，黄冈中学境地尴尬————很多北京、上海大城市的优秀中学反应都是不以为然，但是很多县级中学却要来“取经”。在这种情况下，黄冈中学校友对母校的恶评真是雪上加霜。

    走进黄冈中学，第一感觉是这个学校确实“牛”。黄高很懂得怎么炫耀自己———橱窗里贴着国家领导人的题词和历届国际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得奖者的照片。而汪校长所在的办公楼，一进来最醒目的就是一块巨大的油漆木板，上面是２０００届毕业生的名字和他们考中的学校，北大、清华等名校赫然在目———今年的最新版本大概还没有制作出来。

    黄冈中学出名正是靠了高考和国奥拿奖两大“法宝”。高考历年升学率在９０％以上，名牌大学比例高。今年年初，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和考试院就此做了一个抽样调查，结果使黄冈中学在湖北省的排名从传统的第二位悄然上升到了第一位。

    黄高的另一法宝是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拿奖，至今已在数学、物理、化学的国奥赛中一共获得了５金３银１铜的好成绩。在黄高，全国、全省学科竞赛获奖已经不算什么。

    而黄冈市不过是位于大别山南麓的一个地级市，这为黄高的成功制造了神秘感———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一个师资条件较为普通的学校，凭什么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现在，答案突然之间好像变得很简单，原来是“应试教育搞得好”。

    自我辩护的逻辑

    汪校长的手边放着刚刚从网上下载打印的资料。他说，他们大体知道“西门吹雪”是谁，但他并不想谴责这个学生。“这就像是自己的小孩，父母亲是不会怪罪的。”

    但同时他认为“西门吹雪”的看法只能代表他自己，而并非主流。汪校长说，综观网上评论，他是欣慰的，因为“大部分人还是热爱母校的”。当然，“热爱母校”并不意味着“母校实行的是素质教育”，汪立丰也清楚这一点，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仅不是应试教育的典型，而且是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典型。”

    汪校长对于这一说法的论证是从敏感的升学率问题开始的，即“素质教育和升学率并不矛盾”的理论。汪校长反问：“难道说一个学校的升学率低，就说明它的素质教育搞得好吗？”

    该校另一位著名的地理老师周益新则使用“三段论”对此观点予以证明：“现在的高考改革，就是推动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这也是‘３＋Ｘ’和‘３＋２’的最大不同；如果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搞得好，高考就应当考得好；黄冈中学考得好，说明在这方面一定做得好。”

    而黄高的另一法宝———在国奥赛拿奖牌，在年轻的特级教师刘祥看来，也是黄高素质教育搞得好的体现，因为“靠死读书的应试教育方式”根本不可能，而“他们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老师，这是真正对智力和潜能的开发”。

    当然，仅仅理论是不够的，汪校长又一一列举实例，以证明黄冈中学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就进行整体改革，素质教育可以说比全国大部分中学开始得还要早。

    平心而论，黄高列举的并非只是临时给脸上贴金。经过采访，里面至少有两项给记者印象深刻。黄高的足球活动很有特色，学生们自由组合成立了很多球队，起了在学生看来很“酷”的名字，比如“阿帕奇”队、“北极星”队、“ＵＦＯ”队等等，每年学生会体育部组织承办“俱乐部杯足球赛”，一赛就是两个月，是校园的盛事。

    而且，《黄高青年》和《雪堂》两个刊物的水准相当高。其中一期竟然还有不少学生写的时事和文学评论文章，比如说《南中国海———东亚焦点》、《中国武装现状及发展新思路》、《金庸作品中的民族感情》等等，这类题目出自中学生，还是令人吃惊的。

    “地狱”和“天堂”的相对论

    汪校长也承认，相比黄高的学生，京沪等大城市中学生的自由时间要多得多了，压力也小得多。但情况不可一概而论：

    “首先，他们的录取分数比湖北要低得多。北京上清华的分数在我们这里只能上一般的重点，他们的重点在我们这儿是念不了书的。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学校可以解决的。”

    “再者，城市里面大多是走读生，我们有那么多住校的农村学生，不可能回去，不回去做什么？所以要安排自习啊。”

    另外，汪校长还有一个观点：大城市的学生自由时间多未必等于轻松，有些学生在家学习的情况比在黄高还要苦，“我这边晚上到了１０时多可是非熄灯不可！”

    而且，记者采访的黄高师生普遍认为，黄高的生活尽管紧张，比周围其他中学却要宽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北京、上海我们是比不了，也可以说是‘地狱’，但在湖北，在黄冈，和周围的中学比起来，我们已经是天堂了。”

    一些老师还提请记者注意，黄高有大量的农村学生，对于他们来说，考上大学是最好的出路，可能也是惟一的出路。“毕竟我们要对孩子的父母有个交待。”物理老师邹慧霞说。

    也就是说，如果地狱是通往天堂的必由之路，对于今天的农村孩子们来说，大概也别无选择。

    早晨５时一刻，寝室长涂琰的闹钟响了。外面天色还未大亮，我费了好一会儿劲，才想起来这是高三（１１）班的女生寝室，现在应该起床，去上早自习了。在山东一所县一中毕业１０年之后，我重新上了一次高三的早自习。

    之前一天，尽管汪立丰校长对于我提出来的在女生宿舍住一晚的要求有些吃惊，但还是很爽快地同意了。只是他开始更希望我去高二的寝室，因为黄高的三部曲：高一“严”、高二“活”、高三“紧”，高二也许“更有代表性”，但我坚持选高三。

    住进寝室的那天晚上，我和７位女孩子的见面很愉快，她们大概在９时３０分左右下了晚自习，进来时每个人都礼貌地跟我打招呼，稍有羞怯，但基本上落落大方。她们跟我说普通话，互相之间也说普通话。看起来她们对我并不戒备，而更多的是好奇。我们聊了一些话题，但我们的对话在１０时１０分熄灯之后被迫终止，因为一位女老师很威严地走了进来，催促大家赶紧入睡。这是例行的巡视。

    下铺的刘学蔚说，她们有时候还会在被窝里打手电偷偷看一会书。刘是借读生———在黄高，有很多来自各地的借读生———她原来在武汉的一所中学，她说和黄高比较起来，那边的物质条件要好一些，但课程安排甚至更为紧张。

    回到开头，５时３０分，寝室里的日光灯大亮，女孩子们迈着急促的脚步去水房刷牙洗脸。我们到达教室的时候不到６时，而学生大多已经到了，正在大声朗诵课文。６时到楼顶做完广播体操之后，高三的一天正式开始：一节早自习，上午４节课，下午３节课，以及两节晚自习。

    和我上学时一样，学生们把书摆在桌上，不过他们的书堆要小得多，大部分是课本。但记者也注意到，几乎每个学生桌上都有《黄冈考典》、《黄冈名师学法点播》等３本书。董德松副校长曾对我说过，市面上所谓“黄冈密卷”，跟黄冈中学没有什么关系。

    语文和英语还在上新课。班主任周晓老师上的语文课正讲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朗诵、背诵，反复多次，大部分学生都参与其中，但没有人被点名，往往周老师问“谁来”的时候，就会有学生自动站起来。我发现，其他课程也是如此。周老师后来告诉我说，这种方式不会对学生构成压力。

    数学已经进入复习阶段，开学之后首先就是让学生测验今年的高考试卷，讲解试卷的时候，因为是下午第一节，一些同学有些精力不济的样子————中午，不少人没有回宿舍休息————坐在最后一排的郭兰斐睡着了，数学老师让她的同桌把她叫醒，鼓励大家要打起精神来。

    我坐在课堂后面的一张椅子上听课，课间，旁边的男生赵浩镇告诉我，进入高三之后自然而然地感觉紧张起来，对他们来说，压力不在于升学，而是考上重点大学。赵是班级足球队的成员，现在他必须牺牲一些这方面的时间补到学习中去。

    看起来，高三学生的紧张程度并没有根本的缓解。我记得我们那时一下课，哗啦啦会趴下一片学生，大家练就了功夫，在１０分钟内睡上一觉以积蓄精力。这里也是如此，下课后很多学生还留在座位上，也总会有几个人趴在桌上睡觉。

    我注意到，很多人都随身带着一个大水杯，大多是提神的咖啡和浓茶。

    苦，还是苦，但是和学生们的聊天中，他们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感觉，即使有的人说辛苦，也认为理所当然，“这时候不苦什么时候苦？！”邱　还反问我。我相信他们是真诚的，在我高三的时候我也这样想。和许多人一样，在已经距离高考这么遥远之后，我还会经常梦到自己又参加高考，而且面对试题，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黄高的这些学生，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梦境。

    不过，作为局外人和过来人，黄高之苦并没有超出我的想象。至少以我的高三经验看起来，黄高的学习安排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有一点是肯定的，黄高实施的是大多数中学都在实施的一种教育，而且是这种教育模式中的佼佼者。假如一定要让黄高“入地狱”，整个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学也都难以幸免。（杨瑞春）

谈家教热

教师业余从事有偿业务活动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情况是多种多样的，要区分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不能简单化一刀切。

我谈一些意见，供大家讨论。

a、教师业余时间当“家教”，目前这种情况很普遍，既有学校安排的，多数是家长学生主动邀请的。有的收费很高，少数教师贪图高“灰色收入”，不好好教课、不认真完成本职工作，一心去赚钱的事也出现了。社会上对这些很有意见。据说，最近教育主管部门下了文件禁止有偿家教，如果发现特级教师有偿家教，就要如何如何处理，并鼓励教师举报等等。

教师说：学校在传达讨论这个文件时，教师们都不说话，用沉默来表示XX。会后教师们说，在目前这种考试体制下，家教热是禁止不了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目前学校80%~90%的老师都搞家教，谁也不会站出来揭发，谁揭发谁就在学校里呆不下去。教师说：教师业余时间可以写书写论文稿研究，可以学术交流、应聘当技术顾问，为什么唯独不能应家长学生之请用业余时间有偿教学生。教师说：学校那么好的师资条件，家长学生有需要但不准家教是资源浪费。而且教师和家长都不会举报，也没有人会去查，派出所查？居委会查？学校也不会查？况且凭什么查？教师和几个学生在家里，既没有吸毒贩毒，也没有聚众赌博，更没有XXXX，谈业务学习，没有任何违法活动。中青年教师说有偿家教能帮助他们改善自己的生活待遇，靠家教才能用贷款买房子或者去租房子。只靠现在的工资，二十年也买不起房子怎么结婚生孩子？

老师问我对这个怎么看？我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老师作为知识分子受学校聘用，这则是认真完成学校规定的工作量。学校对教师完成的工作的“质”和“量”有检查的职责和权利，完成得不好的可以教育甚至处罚，教师按质按量完成本职工作之后有业余时间，业余时间教师可以看电视逛公园，也有权写书或其他有偿的劳动，包括做家庭教师，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收入按规定照章纳税，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干预。如果有教师只图多拿钱，影响到教学和其他本职工作应该批评教育。这是学校管理者的责任。这是很重要的一条知识分子政策，我们不能像当年不准农民家里养鸡养鸭种自留地再去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是第一点。

有的学校为此定了三条“土政策”：1、不得用工作时间上班时间搞家教；2、不得用学校教室仪器设备搞家教；3、不要对自己班上的学生搞有偿家教（以免与正常的辅导答疑相混）。教师们反映：这几条“土政策”比文件上讲的水平高多了。

家教热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形成家教热是不是担任“家教”的这些特级教师和高级教师的责任？

我一直抱有一个观点：凡是在全国蔓延的问题，例如全国性学生负担过重，全国性的教育乱收费，以及全国性的家教热，从表面上看，问题出在下面，从现象上看是许多特级、高级教师在搞家教等等，根子都出在上面，是上面出了问题。

一位家长对我说，他读初中的孙女的作业和考试题，全家都是大学毕业的都做不出来。只要有作业下来，全家总动员，也很难解决，不请家教怎么办？

清华一位老教授，是我的好朋友，改革开放后曾多年担任北京一所著名中学的校长，他对我说，那些年代，每年高考的试题他都做，都能顺利地做出来。（他当年市清华的高材生），但现在高考的试题，有好多都做不出来了。实在太难了，我现在若要参加高考，要考不上大学了。人们不禁要问，真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高考试题真需要那么难吗？怎么，做过这些难题的学生也没有都成大师的呢？

为什么现在的学生的作业和考题一定要那么难？

人们说：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确有家长的知识老化，或时间长了。过去学的被遗忘了。但是，课程的基本内容应该在课堂上拿到手，课后做一些基础题加以复习巩固，然后才做一些综合题、提高题。倘若基本内容没有拿到手就立即做大量难题，结果是稀里糊涂一锅粥。大学教师常常反映，这些做过许多难题的学生基础学得并不扎实、基础打得并不牢固。所以“后劲”并不足，创新能力当然不强。不然，既然做了那多难题，怎么还不出来大师呢？

我的一位老同学，退休前长期担任北京一所著名重点中学的副校长，她的孙女在北京某重点中学上初中，文科课程语文，历史、地理都学得很好，但数理是她的弱项，眼看考高中很难通过中考这一关，只好请家教教她所爱好的美术，中考前被工艺美院附中录取，她的班主任在班上调查学生填志愿时，女孩讲了她已被工艺美院附中录取时，这位班主任忘情的大喊一声：“谢天谢地，我可以把你这个烫手的山芋扔掉了！”

以上讲的都是真实的例子。从中可以看出家教热产生的原因。

解放前只有很少的学生请家庭教师，是辅导学生学钢琴、小提琴、学素描，那是业余爱好，不是升学考试的需要。建国后，几乎很少听到有“家教”，家教是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九十年代后才热起来的。为什么现在许多家长和孩子迫切要请家教，是升学考试逼出来的，现在孩子面临那么难的作业，那么难的考题。大学毕业的家长辅导孩子都感到吃力，其他的家长怎么办？何况三四十岁的家长工作都那么紧张。业余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陪着孩子做作业？

“家教热”是当前中考、高考这种考试制度的产物。要克服家教热，教育主管部门应首先从应试教育体系上去反思去找原因。不能把鞭子都打到第一线教师身上。家教热当中，的确有少数教师，只图赚大钱，高收费，或者不好好完成本职工作，或者在课堂上不讲，故意放到辅导班上去讲，这都是家教热的产物，但不是家教热产生的原因。

评教育产业化和学校商业化

     我国已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和教育应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形势？现在已出现教育逐渐商业化？学校产业化倾向。而且出现教育商业化，学校产业化的提法。

     我国能不能实行教育产业化和学校商业化，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理论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必须讨论清楚。

     现在不少学校越来越着力于赚钱，一些著名中学把公立的初中部转成民办，变成高收费的民办学校，校名用谐音，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民校赚大钱扬名校。有的民校建在郊区，有的民校就和本校只有一墙之隔，有门相通。上面来检查把门锁上，检查人员走后，就把门打开，教师和学生都是相通的，入学考分不够的编在民校，差一分需交几千上万元，学生名册虽不在名校班上但实际可以在名校上课。一年级几百个高收费的学生，学校收的费就是天文数字。

     有的学校在全市是招生最热门的学校，入学的难度、考生和录取生的比例丝毫不亚于北大清华。家长宁愿花几万几十万也一定要让孩子上这些学校，只要进了这样的学校就保证能考上北大清华等一流大学，而且以后肯定能出国。有人说这是我国的贵族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相当部分都是有权有势人家的子弟，家长或是官员或是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或是XX界名人。放学时分，校门口几条车道停满了高档轿车，交通为之堵塞。

     这些中小学的校长成了当地最“牛”的红人，为了自己孩子的上学，哪个有权有势有钱的人物不“有求于他”，校长家中堆满了家长送来的各种礼品，什么“电脑派位”电脑也受财神爷指挥，不然的话，怎么这些权势人物的子女都被电脑“派上”了呢？

    有的学校老师把课程基本内容在课堂上不讲，留到课外辅导班去讲，学生若不交费上这类辅导班肯定考不及格只能留级，一门课程中的辅导班对每个学生一学期收费几百元，一个学生几门课程就是上千元，一个班40~60学生一学期就是多少万元？学杂费是免了，“免费入学”，但这些辅导班的费用是学杂费的几倍。现在每逢双休日哪所中小学教室不是挤满了在上辅导课的学生。

现在社会最“热”、最“红”的学校是各类应试辅导学校，去授课的都是名校名师，前一段时间，打开报纸的广告栏，各学校的布告栏上，各种应试辅导学校和应试辅导班、冲刺班、“考研”的广告铺天盖地，什么“聘请高考、中考命题名师亲临授课，为考生指点迷津。”讲解试题命中率高达85%~90% ，保你考上北大清华一流大学（或重点中学）。这些“应试辅导学校”有的是社会上办的，工商局还给他们注册立案，有许多是学校办的，为的是提高学校的升学率，提高学校的声誉。更多就是为了赚钱。是考试经济、考试产业链的主要环节。学校负责人明确地讲：考试就是为了创收，赚来的钱除部分给任课教师外，每年每学期给教师发奖金，一部分上交学校。考试成了摇钱树，生财之道。其责任不在一线教师身上，这条考试产业链的源头在教育主管部门的考试中心、考试院。

根子在推行统一中考、统一高考、统一考研、统一四六级考试的应试教育体系。这是形成考试产业链的真正原因。

据业内人士说，这些名师的授课费一小时要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知道他们申报纳税了没有？

老教师们对上述种种现象深感痛心。他们现在都是著名大学的教授专家学者，他们感到自己的母校 “变了”。母校已闻不到昔日的书香，到处散发出铜臭。母校举办百年校庆，好多老校友不愿返校参加校庆活动。自己聚在一起回忆当年母校优良的校风和当年师生之间深厚的情谊。有的老校友说，我再也不想跨进母校的校门，回校就难受。

有人说：这就是市场经济，既然办企业，开公司可以产业化，学校为什么不能产业化？办企业可以赚钱，办学校为什么不能赚钱？解放前的中国，也有非公立学校。香港、澳门、西方国家都有私立“非公立”学校，学校都有董事会。我们的学校为什么不能设董事会，为什么不能实行股份制？为什么不能上市？有人问我：“对这些问题你怎么看？”

我的看法很明确：

1、教育决不能产业化，学校决不能商业化。市场经济也决不能把学校变成产业这是原则问题。

2、学校是公益事业，办学是让青少年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是为祖国培养建设人才。办学决不能以盈利为目的。

3、学校可以是公立的，既由政府或地方投资。学校也可以有非公立的或私立的。现在有许多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包括香港的李嘉诚、邵逸夫先生，和许多个人赞助办学，办希望小学。我认为，也可以允许民营企业、企业家投资办学。这在西方国家是很多的。西方有不少大中小学是私立的，解放前，北京有燕京、协和、辅仁，贝满南京有金陵、汇文、明德，上海有圣约翰、震旦，天津有中西、圣功、汇文…有的学校设有董事会。但是请大家注意一点，无论是西方国家，无论是港澳、无论是解放前，这些非公立（私立）学校都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学校的董事会和董事长们，是学校的投资方，董事会和董事长们办企业赚了钱，拿过去办学校（还办医院等），董事会办学是公益事业。董事长用钱聘请著名的教育家来当校长，校长在用董事会给的钱聘请老师。这些私立学校收学费，学费可能比公立学校略高一点。但决不靠办学校来赚钱。要赚钱去办企业。而且这些私立学校的教学素质都相当高，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不比公立学校差。西方国家的企业家是很重视投资公益事业的。“办学决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这一点很重要。当然西方国家、解放前也有一些“野鸡学校”，这是为人们所不齿的，“野鸡”学校当不属此列。

评估作假和考试作弊

一段时间，教育主管部门选派各校老校长老专家组成若干评估小组，对各高校教学科研等各方面工作进行评估，一时教师们和社会各界人士对评估中出现的种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反应强烈。由于评估结果关系到学校的排名、生源和教育经费，一些学校领导对此高度重视，下功夫对学校着力“包装”，为了迎接评估专家的检查，各校领导对下层层布置，对可能提出的问题可能旁听的课程，要参观的实验室，一再预演、彩排。评估组要检查几年以来的考卷，就组织师生抄写试卷，结果发现许多份答卷都出自同一学生的笔迹。几年前的试卷的纸张不能都是新的，就采用古董商店作假仿古字画的手法，把纸浸湿再烘干，如此等等，真是千奇百怪，什么怪事都有。当场接受这种作假指令的师生都笑出了声，因为学校变成造假作假的大作坊。协助校领导组织学生造假试卷的老师，出自无奈，甚至敢怒不敢言。而部分校长为了生存，违心地做这些事，那么出现这些事应由谁来负责？？

教育界和社会各界一时对此责骂声、批评声四起。

要问这些学校为什么要组织师生在评估中作假，其实质同学生在考试中作弊如出一辙，就是为了评估委员给他们多打几个“优”，在学校排行榜上名次可以靠前，从国家多下拨经费多得几百上千万元钱，这种“评估”还有什么意义？

当然也有好样的，有的学校的校长就很有骨气，完全不买这种评估的帐，既不夹道欢迎，也不盛宴款待：我们的教学、科研各方面工作的真实情况就是这个样，随便看随便查，最后都打“良”甚至都打“差”都行。反正每年我们都有一批高质量的毕业生和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每次都能评上几位院士”。可惜有如此思想境界的校长真是太少了。

当前，学生考试作弊之风盛行，学生考试作弊，是利用违反考试纪律的手段以获取高分、高名次，以达到升学、获奖等目的。学校带领师生在评估中弄虚作假同样是为了在评估中获得高的评估分，以取得高的排名和国家巨额资金，名利双收。性质和学生考试作弊又有什么区别？学生考试作弊要取消考试成绩甚至取消考试资格和开除学籍。学校带领师生评估中作假，教育主管部门对此难道真的不知道？我们怎么没有看见、没有听到教育主管部门对此有任何“说法”？也没有看到对弄虚作假，责任人有任何处理？教育主管部门明知有此现象没有制止，不进行自责？“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学校校长和老师是学生的榜样，“上行”为什么不会“下效”？“上梁不正”下梁岂能“不歪”？

现在学校里弄虚作假之风蔓延，何止考试作弊，论文抄袭、剽窃，假成果获奖屡见不鲜。被揭发出来又被保护下来，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学校是塑造青少年灵魂的摇篮，是神圣的科学殿堂，是培养祖国建设人才的基地，理应是最纯洁的学术园地。一旦学校也被这种种污秽沾染、腐蚀，发展下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就堪忧。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下面介绍大家读一篇文章“高校评估该停了”，见附件。

附件：“高校评估该停了”…专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南方周末2008年4月24日B11版）

“高校评估该停了”

专访中科大校长朱清时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傅剑锋 实习生 吴冰清 发自安徽合肥 2008-04-23 21:33:00

来源:南方周末

与多数高校反复动员、轮番演习甚至造假迎评不同，中国科技大学选择的是“原生态迎评”。他们没有修改原始资料，没有打乱正常教学秩序，也没有手捧鲜花去隆重接待专家评估组。

在他的陈旧而拥挤的办公室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原生态”是因为有自信

南方周末：既然是 “原生态迎评”，那么可能有的材料没有保存好，或者不符合评估标准。你们不担心评估专家给你们打低分？

朱清时：在不符合规范的时候，我们就把真实情况说清楚。例如，评估标准要求每堂课老师都要有教案，但中科大有些水平很高的老师，对讲课内容熟极了，又很忙，不一定写教案。有一些老教授和中年学术带头人，俗称“大教授”，是学校敦请来给本科生讲课的，我们能像对待中、小学教师那样要他们每堂课写教案吗？对这些老师，学校就应该包容他们的做法。

我在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工作过，很多教授上本科的课没讲义，但讲得很好。往往是最高水平的老师才这样讲。真把讲义写得滴水不漏的，就是照本宣科了。

南方周末：这样的解释专家能认同吗？

朱清时：那时的专家评估组长是一位老教育家，他们都很理解。教育部那些规定都是死框框，专家只要理解了，就可以把这个指标变得活起来。真实的教学是个很复杂生动的体系，很难用一个标准划一的框框把它框住。

最后我们得了优，但不是全优，有些地方也确实没有符合它的要求。有些指标我们也不去争，比如像课堂试卷，不齐就不齐。

南方周末：论文得了优吗？

朱清时：我们的论文原生态都会得优，我们有这个自信，我的实验室每年都会有许多本科生来做论文。

但后来我们的“原生态迎评”也受到很多攻击。其他高校迎评时，就说中科大连卫生都没有打扫。专家组来了，我们就请他们到教室、实验室、办公室，地都没有扫。

南方周末：听说当时评估专家去听课，老师讲得入神，连凳子都没给准备？

朱清时：专家听课，是自己选择的，老师不知道。我们没有事先和老师打招呼。有些在计划里头的，我们还是要组织认真准备的。没有事先列出来的，专家就是随便看。

南方周末：你们心里哪来的底气？

朱清时：第一我们有自信，科大这个状态如果都说我们不好，我想其他高校很少有比我们做得更好的。第二，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种骨气，我们科大人不愿意弄虚作假，去得一些虚名。

如果你说我们哪些不合格，正好我和领导说去，要求给相应的经费来改进。我们就这个心态。但后来本科教学评估变得越来越表面化、泡沫化了。

南方周末：我在看你们的迎评照片时，就发现很有意思的对比，你们迎接专家时只是热情握手，而现在大多数学校都是鲜花恭候专家，有的还警车开道。

朱清时：我们在接待上，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例如第一不能鲜花迎接，第二不准送礼，不准请吃宴会。

当时专家住在学校的招待所——专家楼。有些学校就说，科大太不认真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其他学校的窍门，他们给专家变相送礼。比如让专家住进来，然后成套成套的用具都是新买的，最后让专家带走。这些我们都没做，和后来的气氛相差就远了。

南方周末：我记得你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郭传杰曾对专家说，“我们不特殊招待，这样才是尊重你们的学格和声誉啊。”

朱清时：我们没有刻意地安排过分的东西去欢迎专家，我们有这个骨气。我们也相信真正的大学者不会喜欢那一套。

南方周末：你们有没有搞些基建之类的？许多学校在评估前大兴土木。

朱清时：我们没有去搞表面上的基建。

泡沫化重创学术诚信

南方周末：像中科大这样有自信的高校在全国并不多，多数普通高校对评估很紧张，对专家很奉承……

朱清时：一般的学校它没有这个底气，因为本科教学评估太重要了，它们不能承受评到个“差”。评个“差”以后，上级对你印象不好，影响校领导的官运；社会对你印象不好，影响你的招生；也影响你的经费来源。于是就找捷径，想把教育部要的这些指标都达到。本来这些指标是要在教学实际中提升达到的，但是很多学校发现这样做太困难。那么他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让专家高兴，让专家给你打高分。这样，专家打高分，变得不一定意味着你本身教学好。越评到后来，有的学校越认为，我们不需要做得好，只要专家印象好给打高分就行。

于是他们都把公关和工作的重点都留在评估这四五天，地毯式轰炸地给专家留下好印象。教学评估就变味了，变成了泡沫化。所谓泡沫化，就是不要你有实在的东西，只要五彩缤纷。

南方周末：有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正在伤害评估本身的公信力。这一两年，有70%以上的学校都在评估中得了优。

朱清时：现在的教学评估不可信，就在于结果的泡沫化，这种泡沫化重创了学术诚信。

我知道很多高校的教学评估，动员各个院系的教授做假材料，让学生也参与。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这些青年教师觉得你校长也是道貌岸然的，你们集体作弊，欺骗教育部，欺骗专家组。学生会觉得你们老师也在作弊，还让我们帮着你们作弊，那以后面对这些学生、老师，学校还有什么道德力量去要求年轻人不作弊呢？

一个人的人格塑造是很缓慢的，但是把它摧毁却很容易。摧毁了之后，要重建，至少是一两代人以后了。

说几句真话很难

南方周末：教育部评估中心的副主任李志宏告诉我，高校的校长们有90%以上认为评估是好的。

朱清时：这个好不好，得到事后大家才可能说真话。现在大家都不得不说好话。我当了十年校长，最难受的经验就是我知道一些真话，如实说却会被指责。打个比方，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你跳车，即使安全着陆了，其他人也都不认你了，觉得你很不合群。因此大家都抱着从众心理，大家都错我也错，大家纠正我再纠正。这样做最安全。

其实很多校长，私下说话，包括对我说时，都觉得这样（评估）不行。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公开把它说出来。

南方周末：所以校长们还得在这列火车上一路狂奔？

朱清时：是这样的。校长们都要拼命争取评优。每个校长在他的任期内，受到潜规则的驱使，就是要把这类评估做好，才显得称职，显得有能力。如果你的学校本来不错，结果评得比较糟，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校长很没有能力。反过来，如果你的学校本来不大好，结果评得很好，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校长很有能力。所有人放在这个位子上，都会承受这种集体潜意识的压力。我也是这样，也经常受到潜意识的压力。

南方周末：我记得你曾说过，“与民休息三年，三年不评估，三年没有会”。

朱清时：这种感受在“非典”期间很强烈。那半年没有任何会，没有评估，大家安安心心做学问。

做校长十年，我为科大作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让科大免除了这些年的不少大折腾。比如科大没有大规 模 扩 招 ，1998年 每 年 招1300，2001年招1800，一直保持到现在。

南方周末：很少有大学能经得住扩招的诱惑。

朱清时：我们也没有建新园区，这个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当初地方要建大学城，首先就希望科大先带个头。我当初的思想就是不能让学校折腾。坚决顶住，不建新园区。不扩招，我们的地就够了。教师们就可以在这个环境下安安静静地工作和生活，这就是中科大的教学和科研最近这几年一下子在国内显得比较突出的原因。

我们学校很惭愧就是地不够，没有盖很多高档住宅。像我这样的院士，房子都是107平米。但是这个环境好啊，很安静，能做学问。优秀的人才还是不断地来。所以这十年来，我对科大主要的贡献，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没有做什么。

评估应该停下来

南方周末：现在的教学评估制度，哪些是需要改进的？高等教育的质量到底该如何保障？

朱清时：一个学校办得好坏，不是靠上级组织的评估评出来的。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它是靠社会上的影响，由社会评估的。比如就业的状况，对社会的贡献，等等，这些是最真实的评估。中科大建校58年以来，每1000个毕业的本科生中就有一个当选了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不管你怎么评估，这个数字已说明我们的本科教学是好的。

现在本科教学评估带着强烈的行政主导的特征。评价各种不同类型的大学，竟然用相同的标准，这是非常不对的。

南方周末：教育部评估中心副主任李志宏也认为评估标准会在下一轮作些改革。

朱清时：他要改的话，就是要停掉行政主导的教学评估，以社会评价和同业评价为评估的依据。

教育部应减少专家进校，坚持对高校的就业率、师生比、专业设置、教学大纲等常态数据进行监控，这才是保障高等教育质量的好方法。这就像我们去看一个森林的生态好不好，最好不要进去，站在外面看，一进去你就可能破坏了它的生态。目前我国大学的专业设置和办学方向严重趋同化！这才是教育部应大力评估、着力解决的问题。

南方周末：但有观点认为，没有严格的评估不行，特别是在扩招降低了高校教学质量后。

朱清时：我不赞同这样的说法。评估要起好作用，必须要有个基础，这个基础达到了，评估就可以促进你。像我们学校，遇到评估就是用原生态的办法。这样的评估起了好作用，我们学校也高兴专家发现问题，改进它。但是你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完全没有基础的学校，你就可能逼着他们造假。

举个跑马拉松的例子，规定一个时间跑完算及格。如果是对马拉松运动员，这样做可能提高他的成绩。如果用于没有基础的人，他拼命去跑也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跑完，但是又不能承受不及格。怎么办？只有造假，服用兴奋剂，否则就倒在路上！

南方周末：你这个比喻很生动……

朱清时：我觉得教育部对这个评估出的问题反应太迟钝了，出了这么多问题了，还不赶快停。我们的错误纠正机制很不灵敏，在任何健康的地方，一旦出了这么多问题之后，都应该迅速发现，立即纠正。

现在应该总结的是，初衷是好的，但是这个指标只适合不多的学校和少数类型的学校。也许中科大适合这样的指标，还有像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学校也有这样的基础。

对于条件相差比较远的或类型完全不同的学校，赶快停止这样的评审，否则会把这些学校给摧残了。这个摧残不是物理上的摧残，而是指学术道德被摧残了，造成一些长远的硬伤。还有是把这些学校迅速推向泡沫化。

最好的做法就是赶快停下来。如果我们举办运动会，发现有人有组织地服用兴奋剂造假，这些人中有的已经得了奖牌，有的将要得，那么我们应做的是马上把运动会停下来，查清楚再说。想提高教育质量，最应该做的是让这些学校休养生息。一定要让老师坐下来安静地看书，想问题。如果老师坐不下来，没有时间看书想问题，那你所有东西都是虚的。

一个班上，40~60个学生，都按标准答案回答问题，老师给全班学生都打了满分。

一个孩子，从小学到高中，为了获得高分，12年来，一直在老师的指导下接受严格训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按标准答案思维，按标准答案说话、做题、行事。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有一个孩子，做语文作业，有一个成语“实事求是”不会解释，跑来问我。我对他讲。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从实际出发，按实际情况办事”。

第二天，孩子跑来对我说，他按我的讲解做的作业老师打了×。我一听愕然，我对这个成语的解释不敢说全对，至少60%大致是对的吧，怎么会打×，判答错了呢？

我的一个小外孙，从小喜欢看课外书，对好多问题都从课外阅读中获得自己的见解。他告诉我在课堂上，对老师的一个讲法有不同意见，就回来找参考书，第二天在课堂上根据查找的资料，举手讲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同老师进行讨论，老师驳斥了他的讲法，孩子不服，仍然坚持己见。老师一怒之下，下令孩子站到教室后面，面壁而立。我听后愕然，且不论学生的讲法是对还是错，一个学生能自己查阅资料敢于当面对老师的讲法展开讨论，这样的做法应该受到鼓励还是给以处罚？

我曾到一所学校参加一个全校的纪念会，会上有一位领导在台上讲话。讲话几分钟后，下面的学生就叽叽喳喳小声说话，都不听讲。我心想会场秩序怎么如此不好，就注意听领导在讲什么，听了半天都是空话套话。怨自己水平太低，竟一点新意也听不出，一句话也记不住。大会散后，各班回到教室就领导讲话召开主题班会。我惊讶的发现几位学生的发言竟领会了领导许多“关键词句”讲得几乎丝毫不差。我才明白了学生们对这样的讲话早已听过多次，许多“重要词句”早已熟记在心，难怪他们在会上叽叽喳喳，不想再听了。

几十年后，这些孩子走上工作岗位，有的也会当上领导，是不是也莅临会场讲话，按上级文件照本宣科，没有自己的新意，尽讲空话套话呢？

一次几位老教师聚在一起闲聊，正好电视在播新闻。一位老师说：“我越来越不喜欢听新闻报道，报道的言语都是格式化的。不知新闻单位派记者采访新闻时就让记者带着这些格式通稿，只要把时间、地点、人物和主题填入格式，就能发稿。因为什么“引起强烈反响”、“一贯高度重视”、“揭开了序幕”、“画上圆满句号”等词语都是现成的” 。另一位老师说：“我那个学文科的儿子可喜欢听电视新闻报道了”。我心想现在不少学生不关心政治，也不喜看电视新闻，这位学生为什么喜欢看电视新闻节目呢？就把他喊来问问。他说看电视新闻并不是关心新闻的内容，学会这些语言，对自己政治考试和写作文很有用。不管老师出什么题目，我很快就能把答卷写出来，而且能获得比较高的分数。

中央提出，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培养大批创新型人才。这不就是要把青少年从小培养成为善于独立思考，敢于说出自己心里的话；不鹦鹉学舌，不人云亦云；不做墙头草，不做录放机。一位长期领导清华工作的老教育家多次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要敢想敢干。不要做贾桂，说贾桂总是站着，不敢坐。主人让他坐，他说：“禀主子，奴才站惯了。”

培养创新人才，需要有学校的小环境，也要有全国的大环境。倘若在学校里、在课堂上，在作业和考试中，培养学生只会按标准答案来思考，只会讲和标准答案完全一致的话，这不把青少年都加工成统一标准的机械零件了吗？直径、长度、表面光洁度的误差都不大于0.01毫米。这样的青少年怎么会有朝气、怎么会有青春活力，怎么会有创新精神，长大后怎么能够创造发明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尖产品。倘若我们的大环境、我们的领导、官员和媒体总是对青少年学生讲空话、套话、官话，孩子们毕业后有的报考公务员、有的当上村官，几年后当了领导，也只是习惯于讲空话、套话、官话，他领导的部门怎么会有创新精神，我们怎么建设创新国家？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中央提出要进一步改革开放，要再次解放思想，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确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重振四川灾区学校教育

四川灾区的学校，不是简单地按原样重建，我们要重振灾区学校教育。要建得比灾前更好。我建议分三年重建规划和近期1~3年过度两步走。

1、三年重建规划：

（1）、学校网点布局

根据国家和四川省政府制定的灾区市、县（州）、乡（镇）、村居民点的重建规划，根据当地震后地质地貌的变化，经济发展的计划和人口变化来详细规划灾后学校网点的布局。重建决不是按学校原址、原貌简单地恢复原样。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分为：原址重建、迁址再建、合并或撤销、以及新建等几种。

（2）学校类型和性质

震区位于川西北、甘南、陕西南贫困山区，是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翻雪山过草地走过的地方，原来即属扶贫对象，此次地震对当地经济（工业、农业、旅游业等）人民的生命、房屋、财产造成极其巨大的损失。鉴于这些情况，建议对灾区在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后续三年的各类教育也给予全免。住宿费、膳食费，三年内也全免。根据学生具体情况，每月发放一等、二等、三等助学金，学生补助费。

从北川中学暂时迁往长虹复课情况来看，原校原班复课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心理教育比较有利。虽然许多学生失去了双亲，但他们可能在当地有一些亲人，还能使孩子们享受到亲情。但如果他们没有住房，学校可以开办寄宿学校，同学间互相照顾，过集体生活，并不远离家乡。

建议新建一批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专业设置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毕业后就在当地就业。这既有利于灾区经济的复苏，又能使当地人民的子女在几年内就能找到工作,参加灾区重建和经济恢复。这些学校的学生最好也享受全部公费和资助的待遇。

（3）根据此次地震的破坏程度修改该地区房屋抗震标准，提高灾区学校建筑设计标准。

建议请各高校建筑设计院组织专家在灾区现场调查研究基础上，尽快推出灾区学校建筑的标准设计图纸。

鉴于灾区地基为多层泥沙岩块混合的松散结构，小学以单层或两层建筑为主，中学校舍若要建造3-5层多层建筑，建议采用钢结构或框架结构。

（4）建筑材料

建议建材企业在学习日本等多地震国家建材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尽快研制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轻质建筑材料。批量生产标准模数化不同尺寸的大板式、墙板、楼板和屋面板。采用双层板中心填充式大板，面板采用纸质、石棉、和植物纤维等原料。外墙板屋面板要耐日晒风雨、防老化、内墙耐火，在高温或炎夏也不会发挥出有害气体。楼面板耐磨，填充材料要空心纤维，轻质、保暖、隔音、防火，可考虑利用回收的大量塑料加某种添加剂再加工制成。

（5）资金和设备

以国家下拨经费为主，和企业、实业家、个人捐助相结合。鼓励企业和个人定向资助。

（6）师资

学校的领导班子、骨干教师和任课教师以幸存的教师为主，建议各省市定向对口支援。例如三年一期，共同组织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骨干教师队伍，同时招聘志愿者和大学毕业生，迅速提高灾区学校的教学质量，把受灾人民的子女迅速培养成才。

（7）特殊政策

建议国家对灾区教育制定特殊政策。如：灾区学生升学就业的优惠政策，使每个学生都能根据自己的成绩按志愿升入各种学校，毕业后全都能就业。我相信他们将成为重建美好家园的生力军。

提高灾区学校教师待遇的政策，使灾区学校，尤其是农村小学教师能接近城市学校教师同样的待遇，鼓励大学毕业生到灾区学校任教。

2、1~3年灾区学校的过渡性安排：

北川中学迁到长虹开学了，解放军给孩子办了铁军小学。“我要上学”，灾区孩子要求上学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许多失去了父母亲人的孩子要上学，灾区的家长也希望解决子女上学的问题后自己才能全身心投入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现在地震警报尚未解除，孩子们要上学，怎么办？灾区家园的重建、经济的恢复更要相当的时间，但灾区孩子的学习不能耽误，这1~3年灾区学校怎么办？

（1）校舍。帐篷可以住人，但数十人在里面开班上课就不太适合了。建议有关企业大批生产工棚式活动房屋迅速运到灾区供学生上课。

（2）教材。学生和老师的教材都没有了，建议有关出版社印刷厂加班加点赶印装订，尽快运到灾区。

（3）课外阅读的图书。课开不全不要紧，孩子们只要有书就能自学。我的小学就大半是在抗战逃难途中，在日本鬼子飞机扫射轰炸的环境中，由母亲指导自己学习的。读书、识字、写日记、写信、写作文、学算术。只要有适当的儿童读物、故事书、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科普书、科幻小说、名人传记等等，这些都是孩子最爱读的。希望各出版社新华书店翻箱倒柜把这些书找出来，立即送到灾区，立即把图书室建起来。

我建议赠送的书要经过挑选，凶杀、色情、恐怖的书坚决不能要，建议也不要送应试大全之类，灾区的孩子已经受尽苦难了，再不要让应试教育的魔爪伸到灾区，让灾区孩子快乐的学习、健康的成长。政府、教师、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这些孩子不“应试”，都能升学、都能成才。

（4）教师。我从电视新闻中听到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把救出来的孩子安顿在帐篷里给孩子上课的消息，心中非常感动。这些英雄战士，多少天不吃不喝不睡，冒着滚下来的巨石，倒塌的断梁残壁把孩子救出来，不休息还给他们上课，真是难为他们了。我建议，我们的志愿者、我们的大学生把教学任务接过来，给孩子们上课、讲故事，教他们唱歌、做游戏。没有当过老师，不会当怎么办？我们都是过来人，没有当过老师难道还没有看过老师怎么教自己吗？还需要有许多志愿者给孩子开设心理辅导课程。

彻查四川地震灾区校舍的豆腐渣问题

五月十九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警报声、汽笛声响彻祖国大地，我面向四川肃立，默诵网上流传的诗句：“…妈妈，我怕，通往天堂的路太黑，人太挤，我和许多同学慢慢向前走…孩子，别怕，抓紧妈妈的手，记住爸爸妈妈的面容，我们约定来世我们还要生活在一起，一起向前走…”耳中又响起北川一位学生的呼喊：“妈妈，我要上学，我要考大学。”我老泪纵横，心痛如绞，肝肠寸断。

几位老师对我讲，灾区许多学校几乎夷为平地，周围一些机关办公楼却没有倒塌。我想这些学校的教室楼就算四处开裂，只要摇晃几分钟再倒塌，那成百上千的孩子仍有机会从中逃出，就不至于遇难。

据从四川考察回来的同事讲，确实震区许多垮塌的学校周围有的机关办公楼也成了危房，但没有坍塌。这些倒塌的学校楼板竟是用铁丝代替钢筋做成的空心板，而且有许多教学楼是这两三年新建造起来的，当地民众对此反应强烈。为此我建议纪检委应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对每一座倒塌的学校教学楼进行清查：

1、检查这些学校教学楼的基建经费，有没有层层克扣?谁扣了，克扣的钱到哪里去了？

2、大家都知道川西北地区是地震多发区，这些教学用房的设计，有没有严格的按照国家规定的抗震烈度和相关建筑设计标准进行设计?抗震的构造措施是否满足国家规定的规范要求?为什么许多教学楼是五六层的多层建筑，而楼板竟会是混凝土空心板。空心板之间有无用钢筋拉结?构造柱和圈梁是否满足抗震要求?这是设计单位的问题还是施工单位的问题？

3、建设单位的投资款项是否全部到位?有没有被截留或挪作他用?甚至贪污受贿的问题?             

4、施工单位有没有偷工减料？混凝土是不是达到应有的标号?钢筋的等级和质量是否得到保证? 如果设计没有问题,施工单位是否按图施工?

5、施工过程中监理有没有担负应有的责任，这些建筑施工常识问题为什么没有检查出来?

上面这些问题要逐一查清，向全国人民有一个明确的交代。一定要把贪官蛀虫和黑心承包商的问题查清楚，要他们把这些黑心钱都吐出来。触犯刑律的要追究法律责任。

25年前教育主管部门的一项重大决策失误

我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应组织讨论和反思一个问题，即25年前我国教育领域的一项所谓改革是否是重大的决策失误。

1983年，也就是25年前，鉴于国际经济竞争、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的形势，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了《国家处于危急之中》的著名报告，这一报告几乎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教育家奉为教育改革的宣言，美国国会也挂出大字横幅《国家在危急中》，由此引发教育界展开了一场教育大讨论。结论是要推行探索式教育，美国、英国等国家在中小学都开始实行了探索式教育。在我的系列谈中这是第四次介绍这种方法。

探索式教学是在课堂模拟（仿真）各种现实的环境，激发学生观察思考，引导学生自己提出许多高质量的问题，让学生会自己去查阅资料，自己去分析解决这些问题。解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答案也是开放式的、不是唯一的，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孩子们从小通过这种探索式训练，培养了独立观察问题、提出问题，通过独立调查、阅读资料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成创新人才。遗憾的是美国教育的这一重大改革没有引起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应有的重视。在日后开展的许多针对中美两国教育质量对比的讨论中，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学生比美国学生学得多，学得扎实，中国学生也比美国学生用功，美国学生玩的时间太多了。他们还用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竞赛上，中国学生拿的金牌比美国学生多作为该观点的证据。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在“托福”（TOEFL，针对外国留学生的英语入学考试）开始实行用计算机阅卷的标准化考试。一个是探索式教学法，一个是标准化考试法，两种教学方法摆在我国教育主管部门面前。结果，探索式教学法被认为比我国中小学的现有教学法效果差而不屑一顾。标准化考试由于采用计算机阅卷，则被认为肯定是先进的，被教育主管部门奉为至宝学了过来。尽管教育部原副部长后来对我讲这是一种落后的考试方法，但教育部还是设了考试中心，在高考、中考、四六级中强行用行政手段在全国推行此种方法。从这开始，以高考为指挥棒的应试教育在全国盛行起来。

25年过去了，探索式教学法和标准化考试，哪个先进，哪个落后是否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吧。一种是着重培养青少年的独立探索能力，创新能力；一个是束缚孩子们的独立思考能力，由于确定解决方法是唯一的，答案是唯一的，孩子只能按标准答案去思维、去表达和说话。结果呢？学生们普遍死记硬背、做题就是抄书抄报抄答案；写作文写论文就从网上下载，抄别人的文章；考试就抄“小抄”，科学研究论文就抄袭剽窃。中央提出要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我们却置先进经验于不顾，把落后当成先进学了过来。

25年过去了，至今没有听到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对此做出任何反思，我们是否该冷静下来进行深入的讨论了呢？

高考改革的几条思路

一年一度高考热，今年又逢高考忙。

去年六月我和郑老师曾在网上谈了对高考改革的几点想法。一年来，一些省市出台了几种高考改革方案，引发了公众热烈的讨论，也使我对高考的诸多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高考是高等学校招生的入学考试，大家对一张试卷定终身的弊端已经谈得很多了。有的省提出高考加会考成绩再参照综合素质评估的方案。尽管有人提出它对高考（笔试）本身并没有触动，综合素质只包括音乐、美术和体育。但我认为这种改革方案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我们不能将综合素质理解太窄，综合素质应该包括思想素质、心理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素质各个方面，这些素质都是一张试卷考不出来的。而且业务素质除理解能力、分析能力之外，很重要的是动手实验能力、创新能力，这些是当前学生普遍最欠缺的。最大的问题是这些综合素质如何评估？由谁来评估？由老师、由班主任评估？还是由同学们集体评估？现在中学里似乎没有了权威，谁的评估都不可信。真是一种悲哀。

大家最关心是高考的公平公正，认为统一考试，每人一张试卷，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掺杂“人为因素”最少，这是做到高考公平公正的最好办法。高考要做到公平公正的确是高考必须遵守的准则，大家对“条子、后门、暗箱操作”真是恨透恨透了。但公平公正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每个孩子都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但目前高中的教育是什么教育？有个老教育家批评它完全是摧残青少年的教育。一位家长说：“自己上高中的孩子，被关在学校里，大门上了锁，没有寒暑假，没有双休日和节假日，想出校门要老师签字、班主任签字、教导主任签字，过三道关卡审批”。一位农民工家长亲口对我说：她上高三的孩子蓬头垢面、没有时间理发、没有时间洗澡、没有时间换洗身上的衣服，浑身酸臭，像乞丐一样。学生们过的是集中营式的地狱般的生活。老师们问：我们追求教育公平，如果学校教育的宗旨这一核心问题不解决，我们是要让孩子公平享有应试教育的权利吗？是追求公平地接受魔鬼训练，摧残身心的权利吗？

高考是根指挥棒，是指挥全国中小学推行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尽管教育部门一直不愿公开承认当前的教育是应试教育，但这毕竟是客观现实。我曾向浙江省一所重点中学的负责人建议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训练，这位中学负责人很坦率地说：因为高考不考动手实验能力，如果高考考这方面的内容，我们马上就抓。几位中学教导主任对我说：我们只是对外、对上讲我们的素质教育搞得如何如何之好，实际上搞的完全是应试教育。教师们还说：“我们是挂在应试教育列车上的一节车厢，不跑也得跑”。这些客观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

高考指挥棒完全破坏了高中三年正常的教学秩序，起初是把原先高中三年的课程浓缩，挤压到高一、高二两年讲完，所以基础学的很不扎实，学生对基本内容还没有拿到手，就马上做大量的难题。高三则完全成为应试年，成天埋在题海之中。五天一小考，十天一大考，一模、二模、……。最近媒体记者对北京市西城、海淀、东城一些中学高一年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高一的课程也开始同高考接轨，难度追赶高考，课堂上老师不断讲去年、前年的高考试题。学生基础还没有学好，做这些题感到非常吃力。

这就是说现在已经把高三这个高考的应试年扩展到整个高中三年的教学过程中，高中三年的课堂教学全都在做高考试题。高中三年都变成高考应试班。试想：如此下去，高中教学质量能保证吗？高中阶段各门重要的课程能学好吗？我国培养人才的基础能打好吗？我国人才强国战略是否要全毁在当前应试教育的体制手里！

应试教育为什么越演越烈，原因在于教育主管部门手中拿着高考这面应试的令字旗，口头上讲要实现素质教育，而现在这样素质教育能实现吗？有的教师说：表面看这是一场教学观点的讨论，但对以高考为核心的考试经济的既得利益者来说，这是他们的摇钱树和命根子，他们决不会轻易放弃的。

下面再谈高考的各科目的权重问题。

现在高考科目，以北京为例，有语文、英语、数学、理综（或文综）。语文、外语、数学各150分，理综（或文综）占300分。在理综之中，物理120分，化学108分  ，生物72分。表面上看来，在总分750分之中，两门语言科目（语文和英语）共占300分，表面上看是非常重视两门语言科目。但真正了解实情的人感觉情况并不如此。由于外语和语文的科目实行了标准化考试，实际上造成中学英语和语文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原来英语和语文属于在中学就能打好相当不错基础的课程，而现在大部分学生在中学毕业时仍过不了关。其原因不仅是考题大部分采用标准化考试的所谓客观题型，使得学生学得非常死。更重要的是在语文课和英语课上不要求学生认真学习名篇佳作，学生不学习、不背诵原著的绝妙名句和经典段落，而是天天捧着试题集。而这些题海中大量是四选一的试题，四个答案中有三个是错的。成天看的、熟悉的都是似是而非的错句子，这能学好外语和语文吗？这个问题我在很早以前的系列谈中已谈了许多，这里不再重复。我认为语文和英语的标准化考试再不取消，英语和语文科目的学习效果还会大幅度降低。

只要英语和语文的标准化考试一天不取消，英语和语文科目实际的权重就不能提高，因为给它们的分值含金量实在太低，占那么大的权重真是浪费。不如把减下来的分值让给理科的物理化学生物，文科让给历史地理等科目更有意义。

此外，我在系列谈中还谈过，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英语可以按不同的比例计入总分。有的类型学校可以100%计分，有的学校、有的专业可以按80%或50%比例计分，有的专业甚至可以完全不考英语。

高考改革究竟怎么改？由谁来改？现在看来由中央或省市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一套大家都满意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是很难的。那这个难题该由谁来解？

通过几年来高考招生的观察和思考，我从部分院校5%的自主招生中得到启示。“顾客是上帝”，那高考招生的上帝应是高等院校。各所院校都非常珍惜手中这5%自主招生的权力。他们选派自主招生的教师——上帝的使者——想出各种有效的方法（笔试加面试）来考核挑选高质量、高素质的高中毕业生。

各校展开一场生源大战。就像厂家要生产制造优质产品必须精心挑选原材料一样，各所高校要达到很高的教学质量培养出高质量的毕业生一定极其重视自己的生源。何况这5%的自主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怎么考核、怎么挑选完全由自己决定。人们发现各校5%自主招生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和高考是大不相同的。真的可以说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各显神通。通过几年的不断摸索、不断总结、不断完善，就可能出现北大模式、清华模式、复旦模式、交大模式。我建议教育主管部门适时不断扩大这一自主权，包括把5%扩大到10%~20%，把自主招生学校也逐步从几十所扩大到上百所，包括部分地方院校。

鼓励各校由单独自主招生再尝试不同形式的联合自主招生，或是组成同类型学校的联合体，或者是呈梯次学校的联合体。既有直属院校系列的联合体，也有地方院校的联合体，也有不同类型学校的联合体。如：师范、音乐、艺术、体育院校系列的联合体。这样可以使每位考生一般只要参加一、两次，最多三次考试就可以分档次按所报志愿被合适的院校录取。

由于招生自主权是逐渐扩大的，这就可以保持大部分稳定，小部分渐变的态势，不致引起混乱。

过去对计划经济的教育束缚惯了，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一旦束缚去掉；大纲、教材、考试都放开了，反而觉得不自在“还不如有个东西把自己捆住好些”。“不指定内容、不圈定范围，我该怎么复习，该怎么考试呀？”任课教师每年收集考试题，揣摩当年命题的动向，编出当前的应试题集，给学生作模拟训练。有经验的教师押题命中率可以高达70%~80%。出版社把这些题集及时出版成最畅销的辅导书。如果高考真的改革了，教师的押题专长无用武之地，不知道该怎么教了。各种应试辅导班、冲刺班要关门了，出版社的摇钱树也没有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么多自主招生系列，这么多自主命题的考题。形形色色、千变万化，不仅各学校都不一样，而且同一学校、同一教师的题也年年变。这样试题集没有办法收集了，也没有办法出版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当然不能排除由各个不同院校、不同教师自主招生所出的考题在开始时可能会出现与中学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规定的基本要求存在一些偏差，也会需要一段时间的摸索和调整，但是肯定会加强对综合分析、综合应用等方面素质和能力的考核。这样，各门课程基本要求的复习大纲和综合分析、应用能力指导等辅导书籍就会应运而生。中学课程的设置、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都会随之而变，这就是高考指挥棒的效应，高考指挥棒的令字旗的风向转了，从指向应试教育转到指向综合素质教育，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这场改革中，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怎么做？

我建议教学主管部门首先应转变思想，应试教育“苦心经营”20多年，盘根错节，形成相当完整相当“坚固”的一套应试教育体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说是冻了三尺还是不够了，已经冻到底了。从高中、初中、小学已经冻到了幼儿园、学前儿童。这是从改革的紧迫性来说。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来说，我们的基础教育这套应试体系严重拖了人才强国的后腿。多少聪颖、活泼，有朝气、有才气的青少年被这套应试教育十二年寒窗都弄傻了、弄木了、弄蠢了。失去了灵气，磨掉了棱角，失去了独立思考的创造能力。再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国家和民族，就要毁在这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手里。

突破应试教育的封锁线和包围圈，还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它肯定会受到这个应试考试经济体系和考试产业链顽强的阻拦，会受到应试产业链既得利益者的顽强抵抗。如果没有坚强的决心和顽强的勇气和毅力，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

我建议：教育主管部门从体制要做到政校分开，把办学自主权、招生自主权完全下放给学校。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各学校考什么、怎么考之类业务性问题坚决不要再管。

此外我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在体制改革后，一是负责宏观调控，诸如招生人数、专业设置，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来确定。第二是管政策，例如招生政策要向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倾斜等等。

第三，建议教育主管部门抓纪律，抓反贪防腐，抓自主招生各种“暗箱操作”。教育领域中考试经济、教材经济、评估经济、以及基建等腐败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好好抓抓了。

以上纯属一家之言，抛砖引玉。